编辑评论:
全书分《民国史》(16卷)、《民国大事记》(12卷)、《民国传》三部。 《中华民国史》(8卷)。
简介
《中华民国史》是一部中华民国兴衰三十八年的悠久历史。除全面收集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的中华民国档案外,有关地方档案馆的档案,全国政协和政协有关史料各地,以及在中国收藏的大量民国书刊,他还广泛参考台湾等国家。在国外发表的有关资料、作品和文章,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真面目。本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照“中华民国开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时期”等历史时期分为十二卷,约七百万字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每卷的末尾都有人名索引和对该卷的引用。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期,民国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来,中国拉开了中华民国历史的序幕。中间,国民党改组,第二次革命,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建设黄金十年,抗战再到第二次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最后国民党失败,退到台湾岛……这构成了中华民国38年来的整个历史舞台。在本书中,作者将重点介绍民国的发展,以及重要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民国大事记》借鉴编年史书的优势,采取“大事不泄”的原则。重大事件和重要事件的重要性,整理1905年至1949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
《中华民国历代人物传》选取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近千名代表作短传。
关于作者
李鑫:《中华民国史》主编。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学会原会长。以研究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而著称。
王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民国史研究知名专家。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处成员,民国史研究知名专家在中国,尤其是蒋介石的研究。
罗志天,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学者。
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宗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韩新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学会会长。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小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民国史pdf预览
目录摘录
第 1 卷 (11894-1912)
第一章清朝统治的没落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第二章: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第三章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
第四章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与民众的自发斗争
第五章中国联盟的成立
第六章中盟成立后的革命斗争
第七章:各行各业自发的反抗运动蓬勃发展
第八章资产阶级立宪运动与清政府统治危机的深化
第九章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与中原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 10 章:道路保护趋势
第11章武昌起义及省应
第十二章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第二卷(1912-1916)
第一章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国内政局
第二章北洋军阀集团与联盟的矛盾激化
第三章: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边疆,大举借债
第四章第二次革命及其相关斗争
第五章民国初年社会经济金融状况
第六章: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体制的建立
第七章中日“二十一”谈判与袁世凯称帝
第八章:中国革命党和欧洲事务研究会坚持反元斗争
第九章:国防战争的发动与帝国的灭亡
第三卷(1916-1920)
第一章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
第二章官朝之争与张勋复辟
第三章西南军阀崛起
第四章孙中山南下保法与内战
第五章段祺瑞的背叛与独裁
第六章南北和平会议
第七章五四运动
第8章志皖之战
第四卷(1920-1924)
第一章动荡的南北政治局势
第二章第一次直接战争和战后政治
第三章:西南“联合省自治”与军阀混战
第四章孙中山的奋斗与转折
第五章李元洪被开除曹锟贿赂
第 6 章第二次直接战争和北京政变
第 7 章 1920 年代的中国经济
第 5 卷(1924-1926)
第一章第二次直接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第二章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
第三章:早期国共合作
第四章 5 月 30 日事件与群众运动
第五章北伐前中外关系的演变
第六章:南北军阀混战与临时政府的终结
第七章: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变化
第六卷(1926-1928)
第一章:早期北伐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形势变化
第二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奉贤为中心的北洋军阀统一
第三章:列强分裂中国革命和蒋介石政变
第四章:武汉国民政府和汪精卫集团的内外政策
第五章南京国民政府北伐与北方军阀政权的瓦解
第七卷(1928-1931)
第一章:国民政府团结的初步形成
第二章: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内政外交
第三章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与战争
第四章:反蒋派同盟与中原战争
第五章:国共矛盾的发展与南京政府的“剿共”战争
第六章: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各派联合统治的确立
第八卷(1932-1937)
社会评价
《中华民国史》(36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着,中华书局于2011年7月出版。 2011年是1911年革命一百周年,《中华民国史》全集的出版对于纪念1911年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值此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华书局联合召开了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出版座谈会,就这一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发表了讲话。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 1956年,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计划首次将中华民国历史编纂纳入编纂。 1961年,在1911年革命50周年之际,经历过1911年革命的前辈董必武、吴玉章提出要开展民国史研究。 197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民国史研究纳入国家出版计划。随后,这一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实施。 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卷《民国传》。 1981年,中华书局也出版了《民国史》第一卷。民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门新学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11年革命百年之际,中华书局一次出版了36卷《中华民国史》系列光辉名著,是汉语研究的一件大事。历史。可以说,中华民国的历史,已经从一株脆弱的幼苗,成长为一株茂盛的大树。它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具有国际性和前沿性。性领域。
《民国史》是民国史的基础著作,也是代表民国史研究水平的代表著作。 《中华民国史》的讨论期,始于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业会,领导反清革命,至1949年国民党退台,退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成立。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100多年的历史时期,值得后人记录。把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关键历史节点和活跃的重要人物,以及这一时期反映在中国内政、外交、战争、革命等方面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都纳入考量。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1911年,武昌守义、孙中山领导革命派别创建共和国,北洋年间复杂的政局,复杂的军阀混战,国民党上台后的派系纷争,内政外交,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及其历史性胜利、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共产党的崛起和胜利等,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为历史描绘了一幅多元的画卷。书中的中华民国。
研究发现,由于民国史研究与其他历史朝代的差异,以及民国史研究的敏感性,民国史研究的进程中华民国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得益于前人的辛勤耕耘和创造。 .他们经过认真讨论,确立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框架、研究原则、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主要结合点,甚至从零开始解决名词和名词的确定问题。 、史料的审查鉴定等具体问题。他们的道道和蓝线的功劳,对石林还是有好处的,让后世受益匪浅。从早年出版的《民国史》第一卷,到最近出版的各卷,虽然写作年代不同,但一致之处在于充分占据史料,如实描述历史,评价公平和公正。诚实守信,力求文字简洁。当然,由于客观和主观的限制,本书也并非没有缺点。例如,对海外史料的利用还不够,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层面的研究还不够,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仍然要求很高。 ,还有很多。但是,当我们阅读整本书时,我们会发现,史料的使用、讨论的方法、评价标准等,都被坚持、继承和改变。我们不难观察中国史学的发展和进步,并意识到改革开放30多年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而且是文化和学术的。它以无所不包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历史研究。
参与撰写《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不仅来自近代史研究所,还来自各大学等研究机构。不仅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历史学家,还有具有新见解的冉冉升起的新星。以学术求实为本,历经多年,终于完成了这部辉煌的杰作,凝聚了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和辛勤耕耘。毫不夸张的说,在本书30多年的写作过程中,一代民国史研究者成长了,其中不少仍是学术研究前沿的中坚力量.
原文介绍
对“客观公正”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保证学术品味和质量
记者:众所周知,在民国历史上,很多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有读者担心,该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难免会因为政治思想或其他因素而受到影响。在编译过程中如何保证其学术质量?
王超光:民国史的编纂,因为最接近现实,又因为民国史的复杂性和连续性,难免有一定的“敏感性”,读者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编纂工作的初期,在“文革”“政治指挥”的客观环境下,李新先生提出要认真、科学地从事民国史编纂工作。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立碑”的问题,写作组同事认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知识,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评价历史的发展也离不开事实。唯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唯有认清事实和本色,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教训,而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建碑立传”。
经过深入讨论,编写组在编纂上达成共识:充分掌握材料,如实描述历史,尊重史实,还原历史渊源,评价公平公正,力求言简意赅。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实用、科学、认真的指导思想汇编。正是在这样的编纂思想指导下,民国史研究才能沿着科学研究的道路全面发展,并取得今天的进步。这与前任学者闫鲁兰雷的开创性工作分不开,也值得后世研究者铭记。
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环境大大改善,“双百”政策得到更好落实,“敏感”问题的处理更加客观公正。当然,人们的认知总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也不例外。 “客观公正”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我们的认识不断变化。变化,尤其是参与本书写作的众多作者,历时较长,不同时期每个作者的理解也不同。把握的重点是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实践的检验开始,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学术品味和研究质量。
国共关系是民国历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关键是要以事实为基础,根据事实进行论证,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观点
记者:书中的很多新成果都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比如对国共关系的新认识,尤其引人注目。请描述本书的主要突破以及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王朝光:《民国史》以史实为基础,对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显示了研究者对科学研究的执着。国共关系是民国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对其的研究和看法也将引起读者的相当关注。总的来说,该书对国共关系的处理和评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了一些新材料,结合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使创新和发展。
例如,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既肯定了两党合作的重要性,也肯定了两党在外交危机面前,入侵,能够摒弃之前的猜疑,齐心协力,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多项内外政策对坚持抗战意义重大;它还指出,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仍然无法摆脱自私和垄断政治的幌子。 ,不利于双方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大局。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关键在于立足事实,不断深入,梳理案例,立足事实,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观点。
记者:有专家称,《民国史》在编纂过程中“创新、继承、突破”。这些创新、继承和突破在哪些方面?
王超光:就创新而言,民国史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已经纳入研究范围。其学科之一,其本身就意味着创新,是创新的过程及其卓越的表现。
在传承方面,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长期的发展中,它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重视史料和研究,重视朴素的表达。追求等等,这些都体现出来了。又如新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方针,而这一指导方针在本书编纂之初就确立并始终坚持,充分体现了其传承。但是,我们并不排斥新的理论和方法,还要充分借鉴和吸收。实事求是为根本,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是民国史研究能够取得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
就突破性而言,本书对史料的运用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无论是早期研究使用清末民初报纸资料,还是近期研究使用台湾和海外收集的史料。极大地突破了以往民国史研究在史料运用上的不足。又如,本书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观点和结论,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政治外交,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内外关系,都有明显的新思路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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